1966 年 文化大革命 展開後，中國的外交活動幾乎完全停頓。由於 紅衛兵 、造反派敵視外國人，而且曾經包圍英國、蘇聯駐北京使館，令中國在國際上十分孤立。

1969 年初，蘇聯在中蘇邊界挑起軍事衝突，試探中國在 文化大革命 的激烈震盪中，政局是否穩定、軍事實力是否仍然保持。以 毛澤東 、 周恩來 為首的中國黨政領導人，在面對強鄰壓境，外交孤立，仍然保持清醒，制止 紅衛兵 、造反派對外國的過激行動，修補同歐洲邦交國的關係，又迎戰入侵邊境的蘇軍，令蘇聯當局確知中國領導層仍然有效掌握黨、政、軍權力。

正當 文化大革命 進行得如火如荼， 資本主義 陣營的領袖美國正陷於越戰的泥沼中。 1968 、 1969 年，美國國內反戰情緒高漲，民間期望從越南撤軍的呼聲越來越強大，美國的越戰幕後對手，其實是強大的蘇聯，假如美國沒法在外交上制衡蘇聯，根本沒可能擺脫越戰的困境。

1969 年 9 月初，蘇聯總理柯西金參加完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主席的葬禮後，應中國領導人的邀請過境北京，在北京首都機場與 周恩來 總理會談。中、蘇兩大共產國家的政治首腦公開會面，美國當局的判研，有可能是兩大共產國家試圖和解的信號。中蘇和解，對美國的處境十分不利。美國的政治家開始探討拉攏中國，制衡蘇聯的可能性。

1968 年底，以堅決反共著稱的尼克遜當選美國第 37 任總統， 1969 年 1 月 20 日 ，尼克遜在就職演說中提及：「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面，國家無論大小，她們的人民都不可以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隨後，他向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下達一個任務——探索與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同年 7 月，美國政府宣佈放寬國民到中國旅行以及貿易的限制，同時停止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邏。 8 月 8 日 ，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在澳洲坎培拉發表演說：「中國大陸終有一日會在亞洲及太平洋事務中起重要作用，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尋求打開往來渠道的一個原因。」不久，美國副國務卿發表講話表示：「美國同 中國共產黨 改善關係是符合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一連串的信息，都表示美國新政府正在試探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