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對於中國領導層來說，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年份。這一年，八九民運以及六四事件，雖然逐漸遠去，但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統治者的敵意仍然濃厚，對中國政府的外交、經濟制裁仍然存在。六四事件之後上台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尚未站穩腳跟，黨內的保守勢力仍然可以發揮相當影響力，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構成相當程度的阻力。鄧小平需要以90高齡，親自南巡，向黨內外宣示改革開放的路線必須貫徹堅持。正如稍後一篇題為「1992至9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的文件所述：「十幾年來改革開放成果的積累和鞏固，整個社會運行機制和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整個社會結構正處於轉型時期，即以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化。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封閉、半封閉的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化。」當然，任何轉化，都必然會帶來利與弊，經濟的進一步開放，必然會產生新的社會衝擊以及矛盾，為執政者帶來新的挑戰。因此，中共領導層預期1992至93年，中國社會發展以及社會轉型會進入新的階段。

新的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新的問題，例如基建投資熱、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債券熱以及開辦公司熱等等熱潮，地方幹部為了顯示政績，往往虛報產值，製造虛假的發展速度，新政策措施出台過於密集，令老百姓難於應付。糧食、水電、房租、公費醫療、交通、教育、托兒等費用上漲，使城市職工的生活負擔平均上升超過10%。官商一體、錢權交易的情況不斷加劇，影響政府的威信，諸如此類的現象，成為了1992年中國政治、社會的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