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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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初,歐洲正處於一個軍事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火藥的廣泛應用,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的形態。火炮和火槍等新式武器的出現,不僅提升了軍隊的殺傷力,更對傳統的封建秩序和權力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敏銳地察覺到了火藥技術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並決心利用這一機遇,推動英格蘭的軍事現代化,強化王權。
亨利八世即位之初,英格蘭的軍事力量相對於歐洲大陸強國顯得薄弱。他深知,要在競爭激烈的歐洲政治舞台上獲得一席之地,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為此,他展開了一系列大膽的軍事改革。首先,他建立了嚴格的火藥管理制度。在倫敦塔(Tower of London)設立了皇家火藥廠,確保火藥的生產和品質受到王室的直接控制。同時,他頒布法令,禁止私人製造和販賣火藥,以鞏固對這一戰略物資的壟斷。
在海軍建設方面,亨利八世被譽為“英國皇家海軍之父”。他大力投資造船業,建造了多艘配備先進火炮的大型戰艦,如著名的“瑪麗羅斯號”(Mary Rose)。他還在朴茨茅斯(Portsmouth)和伍爾維奇(Woolwich)建立了專業的海軍基地,成立了海軍部(Navy Board),統一管理海軍事務。這些舉措大大提升了英格蘭的海上實力,為其日後成為海上霸主奠定了基礎。
陸軍方面,亨利八世著力推動部隊的火器化。他從歐洲大陸引進先進的火器製造技術和專家,組建了專業的火槍手和炮兵部隊。這些新型部隊在戰場上展現出了強大的戰鬥力,逐漸取代了傳統的騎士和弓箭手。同時,他還改進了城防工事的設計,採用了新式的稜堡(trace italienne)結構,以提高對火炮攻擊的防禦能力。
這些軍事改革不僅提升了英格蘭的軍事實力,更為亨利八世強化中央集權提供了有力支持。由於火藥和火炮等先進武器的製造和維護成本高昂,只有王室才能負擔得起,這使得傳統的封建貴族逐漸失去了軍事上的獨立性和對王權的威脅。此外,亨利八世還建立了軍械局(Office of Ordnance)等專門的軍事管理機構,加強了對軍隊和地方的直接控制,推動了行政體系的現代化。
然而,這些改革也面臨著諸多挑戰。龐大的軍事開支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壓力。為了籌措資金,亨利八世進行了修道院解散,沒收了大量教會財產,並出售給支持王權的新興階層。同時,新技術的引入需要時間和人力的培訓。他通過鼓勵本土工業發展,建立兵工廠,培養火器製造和操作的專業人才,逐步克服了這些困難。
亨利八世的軍事改革,充分展現了他作為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君主,對時代變革的敏銳洞察力。他成功地利用火藥技術,不僅提升了英格蘭的軍事實力,也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封建貴族的勢力,為英格蘭的現代化和日後的強大奠定了基礎。這一系列舉措,不僅改變了英格蘭的命運,也對整個歐洲的權力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使英格蘭逐漸崛起為歐洲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1537年10月,亨利八世(Henry VIII)終於迎來了他的男性繼承人——愛德華王子(未來的愛德華六世)。這本應為英格蘭帶來穩定和希望,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一個充滿矛盾與動蕩的時代。在統治的最後十年間,亨利八世的政治和宗教政策走向了複雜而多變的階段,他的每一個決定都對英格蘭的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的倒台標誌著改革派勢力的衰落。克倫威爾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主要推手,他的改革措施引發了保守派和傳統勢力的不滿。1540年,亨利八世與安妮·克萊芙斯(Anne of Cleves)的婚姻失敗,成為克倫威爾被指控叛國並被處決的導火線。克倫威爾的下台,使得宮廷政治進入了新階段,保守派重新掌握了影響力。
在宗教政策上,亨利八世開始在新教改革和天主教傳統之間搖擺不定。1539年,他頒布了《六條法案》(Six Articles Act),重申了天主教的核心教義,如聖餐變體說和獨身制,對新教改革起到了遏制作用。然而,他並未完全恢復天主教的權威,英格蘭教會依然獨立於羅馬教廷。這種搖擺的政策,反映了亨利八世試圖在宗教問題上尋求一個平衡,但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的混亂和人民的困惑。
亨利八世的後續婚姻和宮廷生活同樣充滿爭議。他與第五任妻子凱瑟琳·霍華德(Catherine Howard)的婚姻,以她被指控通姦並被處決而告終,這進一步打擊了王室的聲譽。第六任妻子凱瑟琳·帕爾(Catherine Parr)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女子,她對王室子女的教育和宗教改革都有積極的影響。
同時,亨利八世的財政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持續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對法國的戰爭,以及奢華的宮廷開支,使得國家財政緊張。為了填補財政漏洞,他進行了貨幣貶值和增加稅收的措施,這引發了通貨膨脹和民眾的不滿。修道院解散帶來的財富,雖然一度緩解了財政壓力,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在對外政策上,亨利八世試圖重現英格蘭在歐洲的影響力。他與神聖羅馬帝國和西班牙結成聯盟,對抗法國。然而,這些外交政策成果有限,且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壓力。
貴族階層的重組是亨利八世晚期政局的另一個重要特點。通過處決舊貴族和提拔新貴,他建立了一個依附於王室的新貴族階層。這些新貴多來自於支持宗教改革的官僚和商人階層,他們的崛起改變了英格蘭社會的權力結構。然而,這種劇烈的變化也引發了貴族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為日後的政治紛爭埋下了種子。
當亨利八世在1547年駕崩時,他留下的是一個宗教改革未竟、財政危機嚴重、社會矛盾加劇的英格蘭。他的遺產既有強化的王權和新的教會體制,也有未解決的宗教爭議和政治問題。這些挑戰在隨後的繼承者統治期間,特別是年幼的愛德華六世和熱衷於天主教復辟的瑪麗一世時期,演變成更大的動蕩。
亨利八世的最後歲月,是英格蘭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的關鍵時期。他的改革深化了社會的變革,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矛盾和挑戰。他試圖在傳統與革新之間尋求平衡,然而,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最終未能實現長久的穩定。他的統治為英格蘭的未來奠定了基礎,但也為後來的內戰和王朝更替埋下了伏筆。
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永曆十六年五月初八(清康熙元年、1662年6月23日)鄭成功病逝,虛齡三十九歲(未滿三十八周歲)。
在此之前,清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十五年、1661年11月24日),清朝藉口與鄭成功勾結,處斬鄭成功父親鄭芝龍及其親族十一人。
鄭成功親征台灣時,安排長子鄭經(生於崇禎十五年、1642年10月)留守廈門(當時稱為思明州)。鄭經年少好色,與其弟鄭智之乳母陳昭娘私通,生下長子克臧,卻被正室唐氏指控「亂倫」,唐氏父親為鄭成功大將唐顯悅,向鄭成功告發,鄭成功勃然大怒,下令掌管廈門軍隊的堂兄鄭泰全數處死鄭經生母董氏、鄭經、陳昭娘與初生的鄭克臧等人。鄭泰拒命,鄭成功派親信大將領兵往廈門捉拿鄭經等人,鄭泰嚴陣以待,大戰一觸即發。在千鈞一髪之際,傳來鄭成功病逝消息,鄭泰等廈門將領擁立鄭經繼承延平王位,號稱「世藩」。同時台灣諸將蔡雲、李應清等推舉鄭成功之弟鄭襲為「東都主」,與鄭經對抗。
十一月初一(11月11日),鄭經率部從廈門出發,領兵東征,初七(11月17日)中午,至澎湖,十七日(11月27日)早晨,大霧蔽天,鄭經在鹿耳門登陸,擊敗鄭襲軍隊,鄭經控制台灣,誅殺叛將,叔叔鄭襲被押往廈門幽禁,其後鄭襲逃走投奔清朝。鄭經穩定台灣局面之後,疑心堂叔鄭泰奪權,並且與清朝勾結,囚禁鄭泰。鄭泰諸弟及諸子留守廈門,於是投降清朝,於廈門、金門、東山等島落入清朝手中。
鄭經繼承父志,重用陳永華、劉國軒等文武大臣,據史籍記述:陳永華善於治國,大力鼓勵開荒墾植,號召人民種蔗製糖,煮海水曬鹽,國用日漸豐足。又積極倡辦學校,創立書院,並接納洪旭「文事、武備两者不可缺一」的建議,令各鎮在農暇時教習武藝,「春、秋操練陣法」,又入深山伐木造船,增強武備。在鄭經治下,台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
永曆二十八年初(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清朝爆發「三藩之亂」: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等三個藩王,因清朝撤藩,聯合起兵反叛,並且聯絡海內外反清勢力與清朝對抗。鄭經應耿精忠邀請,由海路進攻沿海府縣為聲援,一時兵勢甚盛。但鄭經與耿精忠因爭奪泉州、漳州而交惡。清朝康熙帝派康親王傑書進攻福建,耿精忠戰敗,見大勢已去,於1676年降清。鄭經仍然佔據廈門,派人與傑書談判,提出稱藩納貢,不剃髮、不易服,「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傑書向鄭經許諾,如果鄭軍撤離大陸沿海島嶼,退守台灣,向清朝稱臣納貢,就答應承認台灣藩屬地位,與台灣「通商貿易,永無嫌猜」。但被浙閩總督姚啓聖反對,不能實現。清軍猛攻廈門,鄭經戰敗,退回臺灣。
鄭經西進失敗之後,意志消沉,不理政務,長期隱居別館,以吟詩飲酒度日,政事由長子鄭克臧代理。清朝加強海禁,並且在福建沿岸設置多處要塞,封鎖台灣貿易,明鄭政權經過多年的征戰,財務已經嚴重透支,軍隊又缺乏補給,陷入困境。永曆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1681年3月17日),鄭經去世,享年四十歲(虛歲)。
附錄:鄭經詩選
《滿酋使來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說憤而賦之》
王氣中原盡,衣冠海外留。
雄圖終未已,日夕整戈矛。
《題東壁樓景自敘》
西郭樓臺近水濱,青山白雲相與鄰。
試問閣中誰隱者,昔日先朝一漢臣。
《悲中原未復》
胡虜腥塵遍九州,忠臣義士懷悲愁。
既無博浪子房擊,須效中流祖逖舟。
故國山河盡變色,舊京宮闕化成丘。
復仇雪恥知何日,不斬樓蘭誓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