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enters:張偉國、羅永生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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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印度河流域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又稱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明之一,與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同期。這個文明大約始於公元前3300年,鼎盛於公元前2600年至1900年間。它以精巧的城市規劃、先進的排水系統和統一的度量衡標準而聞名。莫亨佐-達羅(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是這個文明的兩個主要中心。
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一群被稱為雅利安人(Aryans)的遊牧民族從中亞地區遷入印度北部。他們帶來了梵語(Sanskrit)和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吠陀時期(Vedic period)是印度歷史和文化形成的關鍵時期。四部吠陀經(Vedas)——梨俱吠陀(Rig Veda)、娑摩吠陀(Sama Veda)、夜柔吠陀(Yajur Veda)和阿闥婆吠陀(Atharva Veda)——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獻,它們不僅是宗教典籍,也是了解早期印度社會的重要資料。
印度的地理特徵對其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Himalayas)形成了天然屏障,保護了印度文明免受北方遊牧民族的頻繁入侵。廣闊的恆河平原(Gangetic Plain)為農業發展和人口增長提供了理想條件。西部的塔爾沙漠(Thar Desert)在某種程度上隔離了印度與中亞地區,而東部和南部的海岸線則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恆河(Ganges)和印度河(Indus)是印度兩大主要河流,它們不僅提供了豐富的水資源,也成為了重要的交通和貿易通道。這些河流孕育了豐富的農業文明,也成為了印度宗教和文化中的神聖象徵。
印度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種姓制度(Caste system)。這個制度最初可能源於雅利安人的社會分工,後來逐漸演變成為一種複雜的社會階層制度。傳統的四個主要種姓是婆羅門(Brahmins,祭司階級)、剎帝利(Kshatriyas,武士階級)、吠舍(Vaishyas,商人階級)和首陀羅(Sudras,勞工階級)。種姓制度深刻影響了印度的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直到今天仍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印度社會。
早期印度的文化和思想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印度的數學家發明了零的概念和十進制系統,這些成就後來通過阿拉伯人傳播到了歐洲。印度的天文學、醫學和冶金技術在古代世界也處於領先地位。在哲學和宗教思想方面,印度產生了諸如業力、輪迴等影響深遠的概念。這些早期的發展為後來的印度文明,包括莫臥兒帝國時期,提供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和多元的社會基礎。
印度次大陸的宗教多元性是其文化特色的核心之一,塑造了這片土地獨特的精神面貌和社會結構。這種多元共存的格局不僅影響了印度的歷史進程,也為莫臥兒帝國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
印度教(Hinduism)是印度最古老、影響最為深遠的宗教。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吠陀時期(Vedic period)。印度教不是一個單一的宗教體系,而是包含了多種哲學思想、信仰和實踐的集合。它的核心概念包括業力(karma)、輪迴(samsara)和解脫(moksha)。印度教的多神信仰體系中,梵天(Brahma)、濕婆(Shiva)和毗濕奴(Vishnu)被視為主要神祇。印度教的影響深入印度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種姓制度(caste system)的形成和維持。
佛教(Buddhism)起源於公元前6世紀,由悉達多·喬達摩(Siddhartha Gautama)創立。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發展經歷了興盛與衰落,但其影響遠播亞洲各地。佛教強調苦、集、滅、道四聖諦和八正道,追求涅槃(Nirvana)的境界。雖然佛教在8世紀後在印度本土逐漸衰落,但它對印度文化、哲學和藝術的影響仍然深遠。著名的阿育王(Ashoka,約公元前304-232年)就是佛教的重要推動者,他的石柱法令(Rock Edicts)至今仍是印度重要的歷史遺產。
耆那教(Jainism)與佛教同期興起,由大雄(Mahavira)創立。耆那教強調非暴力(ahimsa)、不偷盜(asteya)和不佔有(aparigraha)等原則。雖然信徒人數相對較少,但耆那教對印度文化和哲學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在非暴力理念方面。
伊斯蘭教(Islam)於7世紀傳入印度次大陸,主要通過阿拉伯商人和中亞征服者傳播。德里蘇丹國(Delhi Sultanate,1206-1526年)的建立標誌著伊斯蘭教在印度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伊斯蘭教的傳入為印度帶來了新的文化元素,如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文學、伊斯蘭建築風格等。這些元素後來成為莫臥兒帝國(Mughal Empire,1526-1857年)文化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錫克教(Sikhism)於15世紀末在旁遮普地區興起,由古魯·納納克(Guru Nanak,1469-1539年)創立。錫克教融合了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某些元素,但形成了獨特的信仰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
這種多元宗教格局為莫臥兒帝國的統治者提供了機遇和挑戰。一方面,宗教多樣性為文化交流和創新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另一方面,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矛盾也成為統治者需要謹慎處理的問題。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1542-1605年)的宗教寬容政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制定的,旨在協調不同宗教群體之間的關係,維護帝國的穩定。
印度的多元宗教格局不僅塑造了這片土地獨特的文化特色,也為莫臥兒帝國的統治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理解這一格局對於深入研究莫臥兒帝國的歷史至關重要。
Presenters:張偉國、羅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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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斬殺毛文龍之後,威名大振。十月,崇禎帝以袁崇煥防備後金、守邊有功,進封他為「太子太保」。然而,後金天聰汗皇太極,已在崇禎二初,聯同部分蒙古部落,打敗蒙古最強的霸主察哈爾部林丹汗,長城以北的蒙古部落(即所謂「漠南蒙古」,或其後所稱的「內蒙古」)相繼歸附後金,於是後金勢力,直達長城邊外。
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親自率領後金、蒙古將士號稱十萬人,繞道蒙古,從喜峰口進入長城內,攻掠北京附近遵化、順義、香河、永平、灤州等城邑,並屯兵於北京城南南苑,北京為之恐慌戒嚴,歷史上稱為「己巳之變」。崇禎帝急召袁崇煥勤王,十一月十六夜,袁崇煥趕在後金部隊前到達北京,駐軍廣渠門外,袁入城謁見崇禎帝,得崇禎帝慰勞。皇太極亦因後援不繼,挾持大量人畜財物撤退出長城返回蒙古。
北京城突遭兵災,流言四起,指責袁崇煥縱敵擁兵,與後金勾結。而皇太極亦施反間計,暗示早已與袁有密約。崇禎帝降旨逮捕袁崇煥,經過半年多的審判,崇禎三年袁崇煥仍被以「通虜謀叛」、「擅主和議」、「專戮大帥」的罪名遭判凌遲之刑,於北京西市行刑。當時北京全城百姓視袁崇煥為叛徒,恨之刺骨,爭啖其肉。
誅殺袁崇煥之後,並無為明朝帶來安寧,東北邊疆形勢日見艱困,而更嚴峻的是,西北方陝西的民變,不斷擴大,動搖明朝的國本。
晚明民變的星星之火,起始於天啓七年(1627年)三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斗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税,白水饑民王二聚集數百人衝入縣衙,殺死張斗耀,揭開了明末民變的序幕。隨後,陝北各地流氓、失業農民紛紛響應,由崇禎元年至三年,陝西各地,有一百多股叛民,其中以高迎祥、王嘉胤勢力最強大,高迎祥手下有李自成、張獻忠,都是強悍的亡命之徒。
明廷令三邊總督楊鶴採用「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戰略,希望盡快剿平叛亂,但叛民四出流竄,隊伍不斷擴大,楊鶴因剿寇失敗罷官入獄,洪承疇繼督陝西,改用「以剿堅撫,先剿後撫」方針,集中兵力進攻陝西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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