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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君於1864年至1873年執政期間，除了致力改革內政外，「西力東漸朝鮮」此一問題，一直是施政的重要方向。自1860年代起，形跡可疑及身份不明的「外船」便經常在江華島附近出沒。江華島與朝鮮京城漢城府（漢陽）一海之隔，其地理位置及軍事價值對朝鮮王朝來說，實在異常重要。「外船」頻繁地於該島附近出現，成為朝鮮國防一大威脅。

大院君絕非一味戀棧權力，而對外事一無所知之輩。清廷於較早前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擊敗；鄰國日本被美國遠道而來叩關，最終開國一事，對於大院君及當時朝鮮國內的知識分子來說，絕對震撼。當然，朝鮮國內對於如何回應西方力量，意見分歧。部分服膺實學派思想的知識分子，對於向西方世界學習，推行改革以求自強的意見，頗表好感；然而性格偏向保守的大院君，卻堅持執行鎖國政策，拒絕與「洋夷」交往。

經歷1866年因法國入侵江華島而導致的「丙寅洋擾」，以及1871年肇因於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General Sherman）到訪江華島引起朝美衝突的「辛未洋擾」，先後擊敗法國及美國軍隊的大院君，對於鎖國政策極具信心，更在全國要地豎立著名的「斥和碑」，上書：「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丙寅作，辛未立。」後世不少學者批評，大院君鎖國政策因兩次擊敗「洋夷」而得以繼續推行，導致近代韓國錯失及時進行大規模改革的良機，此與朝鮮後來慘被日本吞併，不無關係。

1873年，大院君的鎖國政策被以閔妃為首的敵對政治集團猛烈攻擊，其政權在飽受批評下倒台。高宗親政後，在閔妃大力支持下，朝鮮逐漸傾向對外開放。近年若干嶄新研究成果指出，大院君之所以勵行鎖國政策，是希望先安定朝鮮國內情勢，在積累雄厚國力後再行開國。關於此一論調是否屬實，或許尚需更多史實作為證據支持；然而想像大院君政權如果沒有倒台，鎖國政策繼續維持，則近代韓國歷史的發展有何不同走向，大概難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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