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細訴傳奇人物的風雲事跡,重新認識中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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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朗則布(1618-1707)是莫臥兒帝國第六位皇帝,也是最後一位真正強大的統治者。他的統治時期(1658-1707年)見證了帝國領土的最大擴張,但同時也埋下了帝國衰落的種子。奧朗則布的統治充滿矛盾和爭議,他的政策對莫臥兒帝國的未來產生了深遠影響。
1657年,沙賈汗病重,引發了皇子們之間的繼承戰爭。奧朗則布通過一系列軍事行動和政治陰謀,擊敗了他的兄弟們,並最終在1658年登上皇位。他軟禁了自己的父親沙賈汗,直到後者在1666年去世。
奧朗則布是一位出色的軍事指揮官,在他的統治下,莫臥兒帝國達到了最大的領土範圍。 1660年代,他征服了阿薩姆(Assam)和孟加拉東部。 1670年,他吞併了馬拉塔王國的部分領土。 1685年,他征服了比賈普爾(Bijapur)。 1687年,他征服了戈爾康達(Golconda)。 1689年,他佔領了馬拉塔首都拉伊加爾(Raigad)。到了17世紀末,莫臥兒帝國幾乎統一了整個印度次大陸,疆域從阿富汗延伸到印度南部。
在行政改革方面,奧朗則布進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他重組了曼薩卜達裡制度(Mansabdari system),加強了稅收制度,特別是土地稅的徵收。他還改革了司法系統,推行更嚴格的伊斯蘭法律。
奧朗則布的宗教政策是其統治中最具爭議的部分。他重新徵收非穆斯林人頭稅(jizya),限制非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包括禁止建造新的寺廟。他甚至下令破壞一些印度教寺廟,在其遺址上建造清真寺。奧朗則布也推行更嚴格的伊斯蘭教法。這些政策導致了帝國內部宗教矛盾的加劇,特別激怒了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
在經濟政策方面,奧朗則布主要集中在增加稅收和控制開支。他加強了土地稅的徵收,限制了宮廷的奢侈開支,並鼓勵貿易,特別是與歐洲的貿易。然而,持續的戰爭和宗教政策對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
與他的前輩們不同,奧朗則布對藝術和文化的態度更為保守。他禁止宮廷音樂和舞蹈,限制微型畫的創作,特別是人物肖像,並減少了對非宗教藝術的贊助。但他支持伊斯蘭教法學和宗教文學的發展。
儘管帝國版圖擴張,奧朗則布的統治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在希瓦吉(Shivaji)的領導下,馬拉塔人成為帝國南部的主要威脅。奧朗則布的宗教政策激怒了錫克教徒,導致了持續的衝突。曾經是帝國重要支柱的拉吉普特人開始疏遠中央政權。南方的征服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德干地區持續動亂。
奧朗則佈在位近50年,是莫臥兒帝國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然而,他晚年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多。 1707年,他在德干去世,帝國隨即陷入繼承危機。
奧朗則布的統治是莫臥兒帝國歷史上的轉折點。他成功地將帝國疆域擴展到了極限,但同時也為帝國的衰落埋下了種子。他的宗教政策激化了帝國內部的矛盾,而持續的戰爭耗盡了帝國的資源。奧朗則布過世後,莫臥兒帝國迅速走向衰退。
然而,奧朗則布的遺產是複雜的。他是一位能力出眾的軍事指揮官和行政管理者,在位期間帝國的稅收和軍事實力達到了頂峰。但他的宗教政策和對文化藝術的態度與莫臥兒帝國的傳統相悖,最終削弱了帝國的凝聚力。評價奧朗則布仍然是印度史學界的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反映了莫臥兒帝國複雜的歷史遺產。
主持人:張偉國、羅永生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包拯任職端州知州三年期滿,奉調回京,擔任「權度支判官兼勾當京東排岸司」官職。這是一個重要的財務、漕運職位,負責調配開封東面大運河(又稱「汴河」或「通濟渠」)從長江下游杭州、蘇州、揚州等地輸送往開封的糧食、物資倉庫交卸,掌握宋朝朝廷的經濟命脈。可知執政宰相、甚至宋仁宗,對包拯的清廉正直早已聽聞。
幾個月之後,包拯得到御史台長官(御史中丞)王拱宸的推薦,調任「監察御史裏行」(裏行即見習)。宋朝的「御史台」和「諫院」的地位非常重要,各級御史、諫官可以對任何政務提出意見,甚至可以彈劾大臣、宰相,對皇帝的言行,亦有提醒的責任。御史、諫官的意見,往往成為輿論的熱點,而且有名望的御史、諫官,有拜相的資格。因此宋朝官場,有「台諫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以包拯當時的資歷,必須得到重臣的推薦,經仁宗皇帝特批才可以任職,御史中丞王拱宸之所以願意舉薦包拯,很可能是仁宗授意。
慶曆三年(1043年)包拯任職監察御史裏行,到皇祐六年(1061年)官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十八年間,升遷了十六次官階(北宋前期文官有四十二階,監察御史是從六品第三十五階,禮部侍郎是從三品第二十階),可見一路升遷。
包拯上任監察御史裏行之後不久,慶曆三年九月,參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向仁宗皇帝呈上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簡稱《十事疏》),例如「明黜陟」(官吏升降必須有明確準則)、「抑僥倖」(限制恩蔭特權)、「精貢舉」(改革科舉制度,實行糊名法等)、「擇長官」(慎選地方官)等,揭示當時宋朝的政治弊病,提出改革意見。作為新上任的見習監察御史,包拯當然需要對范仲淹的《十事疏》提岀意見,他先後呈上《論取士疏》、《論縣令輕授疏》、《請先用舉到官疏》以及多篇奏疏,支持范仲淹的革新。同時,包拯又向宋仁宗上書《乞不用贓吏》,認為清廉是人們的表率,而貪贓則是「民賊」。包拯七次上書彈奏江西轉運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蠍」、殘害百姓,並嚴厲批評宋廷的任官制度:重年資,輕政績。
但范仲淹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官僚群起抵制,難以推行。慶曆五年正月,范仲淹罷去參知政事(副相),外放地方出任知州,改革失敗。包拯也因此亦外放——出使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