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工同學： 

甫踏入初夏，社會便接二連三發生慘劇，令我們注目傷懷。其中深水埗的慘劇，有一位印度裔母親涉嫌在家中殺害三名年幼女兒。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我們的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每當有不幸事件發生，我們不應只是要求政府「做這樣」、「做那樣」，而是我們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有責任，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深水埗發生的倫常慘劇，更令我們反思到怎樣可以更好支援一些被稱為「少數族裔」的非華裔人士。  

香港被譽為「亞洲國際都會」，不過我們的文化包容性真的如想象中這般大嗎？社會往往視南亞裔人士為「非我族類」。有南亞裔人士告訴我，他們經地產租一個容身之處也不容易：當職員了解到他們是南亞裔人士，竟然會立刻提高租金價格；而疫情期間流行外賣，有一些人在網上下單時，竟然會列明備注：「不要南亞裔人士送餐」。這些歧視仍活生生地發生在我們今天的香港社會中！ 

至於在社會服務方面，我們身為社會工作者，當然不會擺明車馬去歧視不同種族的人。但仍然值得留意的是，我們通常都是以香港華人這個角度作為本位來規劃服務的，而這樣有可能會變相阻礙非華裔的香港人尋求協助。  

你們知不知道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服務使用者當中，有多少是來自非華裔社群？到目前為止，官方都沒有相關的統計數字，而這正正反映著我們不太重視多元族群的精神健康需要。好像我女兒那樣的少女，幾乎每天都會磅重，做好體重管理；而步入中年的我，自然也會有點自我放棄，也懶得去磅重，對吧？當你不重視一件事，連統計也自然也不會做。由於目前沒有這方面的官方數字，我的團隊幾年前便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自行統計非華裔人士使用精神健康綜合中心服務的佔比。結果發現，非華裔人士的佔比只有0.68%，但是根據政府統計處統計數字，香港人口當中有超過8%是非華裔。那麼，非華裔人士的精神健康又由誰去支援呢？  

我知道很多南亞裔人士可能不太清楚如何向社工或其他專業人士尋求協助，甚至沒有「見社工」、「精神健康」等概念，所以未必懂得尋求外間協助。因此，我們不應該僅僅從需求角度去理解問題，以為他們不太需要服務。需求和供應是互為影響的—作為服務供應者，社工需要提高文化敏感度，學懂如何與多元族裔人士進行有效溝通，讓他們認識服務。說到底，對於身處我們城市的每一位市民來說，獲得適切的精神健康服務實屬一種權利。  

我曾經進行過一項小小的實驗，發現南亞裔中學生其實很樂意在小組中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經歷。這班學生告訴我們，他們平日的確很少打開心扉，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但這主要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因此，只要能夠跨越語言障礙，多使用英語和圖畫，便能讓他們容易理解，同時讓他們知道在接受服務的過程中，私隱是會得到保障，而且十分安全，他們便會更願意尋求精神健康服務。  

經過悲劇之後，政府正打算加強支援多元族裔家庭的精神健康需要，並會設立少數族裔人士情緒支援及輔導中心。對於這個建議，我當然樂見其成。而現時小彬紀念基金會的少數族裔精神健康中心，由南亞裔的輔導員，為居住在香港的南亞裔及東南亞裔家庭提供服務。由於他們的輔導員能夠說英語、印地語、烏爾都語或尼泊爾語，輔導的時候可同聲同氣，自然事半功倍。  

然而，如果我們只依賴這些專為非華裔人士而設的服務中心來支援所有有精神困擾的非華裔人士，長遠來看可能會不利於種族融合。香港各區現有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不僅會提供個別輔導服務，還會開辦一些社交、發展性的活動。畢竟，認識朋友、發展自己的興趣等，都對維持良好的精神健康有莫大的幫助。為了促進非華裔人士融入主流社會，我們的主流精神健康服務也應該加強接待非華裔服務使用者的能力。  

要讓全港每所精神健康社區中心都兼備充足的人力和配套，為多元族群人士提供合適的服務，或許不太划算。較可行的做法，是參照醫院管理局的聯網，在各大區選擇一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增設主題服務，以支援該區內的多元族裔人士的精神健康。這樣可以集中資源，也有利於相關服務單位積累經驗。而華裔和非華裔人士，便有機會在當中互相認識，亦有助促進種族共融。  

而從長遠來看，香港是需要增加非華裔社工的人數。目前香港有超過二萬名社會工作者，但估計只有大約21位是非華裔，這意味著在香港遇到非華裔社工的機率，近乎比中六合彩的機率還低。這似乎跟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並不相稱。我們希望各社工課程能從招生機制、課程設計等方面著手，探討如何吸引和支援更多的非華裔學生接受社工培訓。作為社工老師的我，當然也要好好反省。  

我衷心希望透過各方的努力，讓所有香港人，不論其族裔背景，都能夠在這個城市開心、快樂地生活。那麼，我們或更能配得上「國際都會」這一個稱號。 

最後，我祝願你們精神健康。你要愛惜自己。當你們快樂，才能把快樂感染身邊的人。

關志健

2023年6月24日